图文/潘建伦 2024年3月1日
有关于典当的历史沿革这个话题是个老话题，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几十年里，大家都忙着搞发展，注意力就主要放在了眼前，有关于历史沿革方面的讨论或者话题大家也就没什么兴趣，然而，于我的理解，说起典当业历史沿革，对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管部门对典当行业的认知、定位以及管理思维倒是典当历史沿革这个大话题里面最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了，基于历史大环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正确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的主管部门也是不断变换，不同的主管部门对典当自然有不同的认知、定位和管理思维，继而对典当业乃至具体到某一家典当企业的发展都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去年，有几位典当同仁私下里跟我说，现在典当业隶属于金融主管部门管理，虽然看起来行业位阶变高了，但跟转隶之前相比，似乎约束和限制太多，这当然是牢骚话了，可在老潘我看来，既然现在典当隶属于类金融行业，金融主管部门自然是用金融思维来定位和管理典当行业的了，而对金融行业的严格管控又是近几年的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性，再加上以前经济大环境比现在“粗放”，现在有些不适应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了，总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吧！？
， 说回典当历史沿革这个话题，过往有很多专家学者都有专著，之前全国典当行业专用培训教材也有概括，总之，国内典当业通常的说法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到了宋、辽、金时期，典当已然成为民间中下层社会人士广泛认可的应急融资途径，及至明清时期，典当业进入到一个长时间的繁荣时期，而到了清朝末期，随着其政治与经济的日渐衰落，典当业进入到了一个衰弱时期，等到了新中国成立，典当业就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之名被完全给取缔了，有同仁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消亡时期”，但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可能用“沉寂时期”这个说法更符合实际，理由是分布在全国各个城市里的由国家供销系统管辖的物质回收公司或寄卖回收店取代了当铺的绝大部分功能，也就是说，当铺虽然不在了，但民间的应急融资变现需求却没消失，只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意识型态的需要，过去当铺所发挥的一些直接融资和快速变现功能被寄卖回收店给取代了而已。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1987年成都批准成立第一家典当行至今，我认为从国内典当业的整个历史发展沿革来看，典当业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历程才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当然，无论如何，上面这些个有关典当业历史沿革的说法确实是是从国内一些研究典当这个古老传统行业的历史研究者那里所得来的，已然也得到了行业内外广泛认同，尽管其中有些说法或者定论存在争议，甚至有些史料也根本无从考究，但我觉得，整个典当业的历史发展沿革一定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呈正相关的，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开放度和发展度也是密切相关的。而我认为，“典当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它是最早的金融贷款形式。”这个说法却是对典当业历史沿革的一个最准确、最精炼、最科学、最客观、最公正的注解。
在我看来，梳理典当业的历史沿革并将它按不同发展时代来划分和描述的话，那必然还是有局限性的，这从过往很多历史文化以及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一些著作中是可以看出来，最明显之处就是从典当业诞生开始直至清朝灭亡，典当业的生存与发展几乎和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一样，虽然隔个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都要来一次改朝换代，但无非是朝堂上坐着的皇帝不同罢了，其它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典当业自然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朝代，其行业的规矩，经营规则、行业精神风貌、功能属性、作坊式运营管理方式以及承接受理的财物，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高大的柜台、傲慢的掌柜、阴森的店面以及天书般的当票，而进当铺的人主要是城乡居民和手工业作坊主，而可以用来典当的财物主要集中在田地、房产、衣物以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的金银珠宝首饰这些方面，这无疑是农耕文明和手工业文明下的明显特色和风貌。
但如果从上面这种划分方式跳脱出来，我们又可以多一些视角来看待典当业的历史发展变化与不同，譬如封建社会制度时期下的典当业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典当业的不同；传统农耕时代的典当业和现代大工业时代的典当业的不同，农耕社会与城市社会下的典当业的不同，而这里面，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将之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时期之间的不同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与前面几千年封建时期的“一成不变”相比，可以说典当业已然“脱胎换骨”，这里面，从2003年前后开始至今的变化可谓最为“剧烈”，在我看来，典当业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发展状态好过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得益于国家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工业化政策，以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入，想来，这应该也是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和时代红利共同作用的结果。最明显的是，典当行的软硬件都有质的提升，过去那高高的柜台和傲慢的眼神都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如银行业以及其它服务行业一样的软硬件，还有，更多的典当企业导入了时下先进的金融服务业运营与管理技术，可典当受理的财物范围和标的金额也大大扩展和提高，社会认可度也一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
显然，不同的划分方法，不同的视角，其侧重点和切入点就完全不同，继而认知、理解和表述方式也就不相同，但不管怎样，每每我们谈起典当，总是习惯于拿其传统的行业习俗和古老的历史起源来说事，虽然相关书籍上讲的，相关人士说的有关典当业的历史发展方面的信息应该是不算少，且不说行业内人士真正细心读过的人不多，或者认真听过的人业不多，那，这必然会导致行业内外对典当的表述千篇一律，老生常谈，继而，社会大众对典当的认知和理解也不够全面和深入，要知道，基于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缘故，社会大众本来就对典当业存在“刻板印象”，而我们在表述典当时又老是拿古老的历史来说事，一厢情愿的强调它的古老历史、社会功能和作用，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如果现在还拿过去那一套来说事做事，显然就就不合时宜了。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那些对典当业历史进行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很少有对改革开放后复出并复兴的典当业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我看来，无论是从行业监管和治理来说，还是行业发展和创新升级方面来说，结合历史，总结、探讨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典当业的发展历程却是有现实价值的，对典当业将来的发展更是具有现实意义。
说了这么多有关我对典当业历史沿革方面的认知和理解，如我前面所说，近三四十年来的典当业发展与变化最值得探讨和研究，所以，下面我就来就对这一时期典当业的发展变化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我们经常说，国内典当业历史悠久，从南北朝到民国时期，在金融业和商品流通业不发达的过去，当铺在民间小额资金的快速融通市场和商品二次流通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下层社会人士，在面子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许多老百姓唯一可用的民间融资方式就是典当，但这个古老的行业在解放后就被定义为“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而被政府的新政之下给“破旧立新”了，也就是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典当业在国内似乎是“消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我前面所说，典当业并没有“消亡”，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的“沉寂“时期，并且它是以另外一种面貌或者说业态出现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它就是“寄卖业”。想想，当铺没有了，但老百姓总还是有融资或者有旧物需要变现的需求啊，但不能再允许开当铺了，要不然何以区分新旧两个社会呢？那不叫当铺，那就叫寄售行吧，及时的融资那是不能办的，但放在寄卖行让其代为销售还是可行的，寄售行就在交易后收点儿寄售手续费，这样就不没有“高利盘剥“之嫌疑了，而这个行业呢，划归到供销部门，一直就这样存在了几十年，应该说寄售行就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出产物，是典当业的一个“临时替代品”。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不断深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后期，民间直接融资的途径还很少，金融市场的发育不完善，竞争也不激烈，但无论是城乡居民因为世俗经济生活所需要的应急周转，还是个体工商业主因为投资经营方面所需要的应急腾挪，对于小额资金的需求极其旺盛，找银行借钱，不仅门槛高，手续还很繁琐复杂，而复苏的典当行正好能满足这些个群体的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典当行还没正式复出的十几年里，其实寄卖行已经在事实上在做一些融资变现的业务了，正所谓有需求就有供给，一部分寄售行就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顺势改成典当行，也有的是一批最先富裕起来的个体工商业主直接成立典当行，有的人称这一时期为中国典当业的“复苏”，似乎很恰当，但在此间，不得不特别提及一下这个寄卖行的“前世今生“，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典当行，这在整个典当业历史沿革中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话题，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显然，这一时期，典当行固然“重生”了，但寄售行没取缔啊，况且它也是合法合规的行当，凭什么取缔呢？要知道，从那时候到今天，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民间就业“，最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改革不彻底，寄售行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国有企业及国家供销系统领域的正式员工，可是不能随便下岗失业的，这就让寄售行一路名正言顺的生存了下来，所以直到今天，许多人就认为寄售行就是典当行，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整整半个世纪，甚至几代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典当业就更不能怪他们了，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影响，计划经济已然在他们那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记得有一段时期新华词典这样来解释“典当”这个词，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而文学作品里譬如丰子恺的漫画《高柜台》，鲁迅的杂文等等等等，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三代人的教育都是读者这些书过来的；反观寄售行，哪来这么多的非议呢，”黑锅都被典当行给背了；即使在今天，对典当业的监管审批仍然严格且保守，而寄售行业已然属于众多无需审批的行当中的一员，或者也可以说是其进入门槛低，而监管和规范又远远不够，想想，在国内一直鼓励民间投资和促进就业的大环境下，进入寄卖回收行业的低门槛使得许多人许多资本进入到这个行业，虽然其单个体量不大，在很多方面也不如典当行“高大上”，多数是小作坊式的经营方式，但做生意可不仅仅是看这些，最重要您的是看能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和客户的需求，也不失方便、快捷、灵活的特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典当人或者媒体还在说寄卖行的是是非非似乎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那么，该如何客观认识和看待典当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呢？或者说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社会大众将寄卖行等同于典当行这种现象呢？
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我觉得前提是有人要反思和总结，谁来反思和总结呢？首先当然是典当人，您定然会问，对寄卖行现象，典当人来反思和总结，这是什么逻辑？您先别急，您只需审视一下自己现在就职的典当企业，或者您所了解到的典当企业，无论是在业务产品的范围、产品价格或者在服务方式以及灵活度上有没有比寄售行做得更好更全面呢？我想不用回答您就已经明了，所以说该反思和总结的就是咱们典当人，固然，确实有一些寄售行违法违规经营，不当取利，服务质量差，技术能力欠缺，等等，但仍然应该看到有一些寄售行确是做得还是不错的，他们更多的是挖掘并利用好了典当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属性，就是典当的促进物品流通的基本属性，有的寄卖行甚至借助互联网思维和科技，在民品业务产品方面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全国品牌，在这里我就不说其品牌名称了，而还有一大批寄售行业主也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典当人，而大多数典当行呢，眼睛都是往上看，贪大，求快，想利用“类金融机构”这个招牌做更大的金融生意，只看到了典当的金融属性，不注重典当的另一个“促物流通”的基本属性和服务功能，于是乎，业务服务产品结构单一，有意无意或主动被动的与房地产经济深度绑定，对覆盖范围更宽泛的民品以及其它贵重财物方面基本上完全放弃，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金融市场的同质化竞争的格局一定不可能持续，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市场却静悄悄的发生着改变，少数的典当企业走业务产品多元化，充分发挥门店民品典当业务的窗口效应和品牌效应，反而成为一城一地有影响力的的典当服务品牌，企业得发展之路也走得健康和稳定。而许多的寄卖行业的发展状况更是值得注意，它们深耕于民品小额业务，很多寄卖回收小店铺也是经营得变得有模有样，而大多数典当行呢？本该服务于那些分散的城乡居民的民品这一块业务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寄卖回收行业或者二手奢侈品行业给“蚕食”了，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恶果”，那就是社会大众对于寄卖回收行业和典当行业认知和理解模糊化了，在他们眼里，寄卖回收行也是典当行，也是当铺，于是乎，一些寄卖行干出的违法违规事件在不同媒体那里就都安在了典当业头上，甚至有“污名化”典当行业的倾向。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似乎也应该做一些反思和总结，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投资典当行的门槛高，限制又多，这使得很多有心专门去经营民品业务的投资者没办法入行，而那些注册股本金高达几千万的典当行投资者因为不屑于做小而分散的民品典当业务，资金利用率自然就大打折扣，这不仅会增加资金成本，还间接地逼着典当企业要么去做金额更大的业务，要么想办法将资金挪作它用，于是，在业务方面，房地产典当业务就成了首选，唯一选，继而成为国内典当业的主流业务，这样一来，如我前面说的，与房地产经济的深度绑定，其收益当然可观，但风险自然也大不得了，在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于是乎，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结果就出现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典当在服务社会需求方面所有应有的内涵与外延呢？典当的金融属性更多一些还是商品流通属性更多一些？或者一半一半？与其纠结于典当业到底是属于什么行业这样的问题，不如真心实意的敬畏市场，扎扎实实做好服务，于我的理解，其金融属性和商品流通属性是典当的天然属性，谁也否定不了，这也是典当不同于其它任何金融业态的特性，看看欧美日和港澳台地区的典当业发展现状和历史变化，我觉得也是可以印证我这个结论的。
说到这里，似乎与典当业的历史沿革这个话题有些偏离了，但不得不说，这也是典当业历史沿革中的一个部分，典当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有不同的问题和特点，所以，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客观正视和评价，甚至合理运用和传承。
人们常说，历史是关照现实的一面镜子，昨天和今天的发展变化即是明天后天的历史沿革，所以，时间线拉回到近几年。，或许能给到我们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话说在2020年10月，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再次语出惊人，他在演讲中说“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他还说，“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我们必须用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要饭也必须有信用，没有信用，连饭都要不到。”这一番话，可谓语惊四座，也确实是让银行业乃至金融主管部门有些难堪，但对于典当行业来说，他这番话也捎带着贬低了典当业，或者也可以说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很多中上阶层对典当这种金融业态所持有的“傲慢与偏见”。当然，看看他在前后两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内容和表现，其主题虽然基本一致，都是讲金融创新与监管方面的想法和看法，但有细心的好事者发现，马云在第一届演讲时着的是中式休闲装扮，而第二届则穿上了很正式的西装；最明显的是，马云在上一届是脱稿演讲，现场表现很放松，而第二届，明显看得出是照着稿子来发挥的，中间甚至还出现结巴现象，从视频中他演讲的神态和字体语言来判断，马云多少带着些怨愤的情绪。这一次，他不仅吐槽了金融监管问题，也对P2P、数字货币、银行等新老金融的发展给出了犀利的点评，不难看出，人家马云只不过是把典当当作了一个落后的不合时宜的金融业态典型来说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演讲中又说，“大银行更像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主动脉，但是我们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需要各种各样的沼泽地，缺少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才会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所以今天我们国家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一扬一抑，可见马云对这场演讲是花了心思做了准备，于我的理解，抛开这里面的“政治正确性”因素，或者是他对金融所以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是否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我个人觉得它对金融大市场的比喻，我倒是觉得很形象的。
说到最后，我想说，在整个金融大市场大生态里，除了银行、证券、保险等主流金融业态外，典当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个人更愿意将典当这种微金融服务业态视作为马云所说的金融生态系统里的“水塘”，借鉴或者参照欧美日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典当业发展历程来看，随着金融服务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细分，尤其是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不断演化，困难与挑战自然是不可避免，但大江大河也好，小河湖泊也罢，抑或如小溪小水塘的典当，它们都是金融大市场大生态里的一份子，也都能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尤其不要忘了，典当是有两个本质性的服务功能属性的，即促进商品流通服务功能属性和微金融服务功能属性，您觉得呢？
